历史

洪啸冰:高考故事:从民国到“特色”、从中国到美国

俺家3代跨越民国、毛时代、特色时代,遍及中国(两岸)、美国,有各色关于教育和高考的鲜活案例,可供大家对比、参考。

民国时期:精英教育,阶级壁垒

我父母是1920年代生人,1940年代参加高考。那时文盲率80%,能上高中的都是凤毛麟角,小学毕业生就算‘知识分子’了。纯粹从筛选人才的角度说,没有基础教育的普及,到高考这个环节可供筛选的人才库真是太小了。那时大学不多,只要家里供得起,高中毕业生都能上大学(尤其私立大学,贵但门槛不高),因为大多数人早在中学之前就‘出局’了。中学费用不仅有学费,由于中学很不普及,多数学生从很远的地方来上学,即使是公立学校,食宿费用也是不小的负担。比如新中国农民作家浩然,生于1930年代的河北农村,他母亲非常‘要强’,竭尽全力要供儿子上学。他父亲在开滦煤矿(外资企业)当矿工,他们生活在‘大粪场子’棚户区,与附近一墙之隔的、与国际接轨的高级职员住宅区形成鲜明对比,给儿时的浩然以强烈的刺激。邻居都是工友及家属、遗孀(妓女),每天经历人间悲剧,提心吊胆父亲哪天也回不来了。这一天终于降临,浩然小学没毕业就只能回老家了(参看浩然的自传3部曲之《故土》)。所以,毫不奇怪,我父母的中学、大学同学里没有一个工农子弟!

我爸是城市小商人的长子,我爷爷活着的时候家境比较宽裕,小学、中学都送他到私立教会学校。1938年日本人快打到武汉时,他告别家人独自追随省政府的‘联中’撤退到重庆。作为抗战时期的大后方临时首都,重庆聚集了全国各地来的难民,一些清华校友办了个‘清华中学’,教师中有几个参加过12-9学运的赤色分子(如解放后成为美国史专家的黄绍湘),我爸在那里上学时受到他们的影响。1943年,他从重庆考取了西南联大(抗战时期清华-北大-南开的联合大学,在昆明)。

民国高考秘籍

从 1912 年到 1937 年,高校都是各校自行命题、组织招生,在全国设十几个考点。1938-40年进行了3次全国统考统招,不到5万人参加考试,国立院校共录取17000人左右(比例不低吧?),其中西南联大录取1800多人。1941年以后又恢复了‘自主招生’(参考http://new.qq.com/omn/20180608/20180608A0HLJE.html)。

我妈于1946年在上海参加高考,是抗战胜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,也是西南联大最后一次联合招生。她父亲属于第一代‘进城务工人员’,抗战以前家属留守乡下以节约开支。因为那时江浙农村也十分凋敝,虽然祖产有几亩薄田用来收租,她父亲在老家时给大户人家当账房先生,供2个孩子到城里上‘洋学堂’的各种费用不菲,不得不只身前往上海谋生。得益于在中国银行(民国‘国企’)当副行长的远亲照顾,混了个抄写员的职位,每年春节回家探亲。日本人攻占南京之后,10岁的我妈随一众亲人投奔上海的父亲。

战时上海物价飞涨,突然要养活一家老小,日子过得挺紧。幸亏‘国企’提供给职工廉租房,煤气灶、抽水马桶一应俱全。除了基本生活开支,娱乐、看病的钱就没剩啥了,我妈在上海8年没看过1次电影,每天就是家-学校两点一线,同学们谈论新上映的美国大片她完全插不上嘴。因为家里负担不起西医的费用,她在上海出生的妹妹1岁半时死于腹泻。这样没有靠山的家庭为了未来生计非常重视教育,我舅舅没考上公立大学,读了个商科(相当于中专),1941年底(珍珠港事件之后)上海租界也沦陷了,他就去西南大后方谋生了。

我妈是典型学霸,在上海到处寻找性价比高的‘重点学校’。上海这样贫富差别巨大的都市,不乏为权贵富贾消遣的贵族学校,既贵得离谱又被学霸鄙视。上海的外国租界管理机构‘工部局’在华商纳税人的敦促下,办了一所华人女中,校长、教师都是新女性或‘海归’,连体育老师都游历过多国学习体育教育。学风朴实,不许攀比,只能穿粗布校服上学。关键是这个中学对于学霸有学费优惠政策!即便如此,据我妈回忆,她总是在她爹发年终双月工资时才去付学费。总之,银行小职员的工资也就供得起1个孩子上‘精英学校’了。我妈同学家里大多非富即贵(清末、民国名人家族的就不点名了),或者是技术、知识界精英,在全班40多个同学里,只有1-2个是交学费都有困难的。我妈当时的自卑只能用同学们对学霸的钦佩来弥补了。

她高二时以同等学历参加了一些国立学校(学费很低,对于极贫困学生免费并提供生活费)的高考,同时考取了北大医学院、上医、同济医学院(当时在上海),录取名单当时公布在报纸上,她是北大医学院在上海考区的‘状元’。她有个出身名门的同学,虽然有钱进私立大学但有些不屑,第一次考清华文科没中,但考进了清华的‘先修班’,第二年只要平时成绩合格可以直接入学。

我妈之所以一门心思考医,完全是为了以后能谋生并赡养父母,这是我妈‘独立自强’之追求。其它学科学生很多毕业即失业,比如沈从文的得意门生汪曾祺,西南联大毕业后在上海找工作非常困难,曾经写信给沈流露轻生的念头。我爸在西南联大西语系英文专业,到了4年也故意不修完学分,业余做家教补贴,也不愿离开学校这个临时庇护所。不仅文科僧,即使理科僧出路也堪忧,如后来的院士高晓霞,她也是工部局女中高材生,考入上海交大化学系,毕业后在大上海找工作各种挫折。既然民国时连中学生都稀缺,为啥大学生就业还如此困难呢?

幸运的是,1940年代的大学生不久即赶上了新中国从物质到精神的大规模建设,并非特色时代主流媒体控诉的那样,他们绝大多数都得到重用,尤其该庆幸的是文科生,人人有工作、生活有保障,即使出身富贵家庭的(所谓‘不红’)也能进入国家要害部门如外交、教育、公检法或国家安全系统,我父母的同学里有很多这样的例子。

解放初期:旧的教育制度如何培养社会主义新人?

大学招生形式基本沿袭民国,但更注重扫盲和普及基础教育,扫盲班、工农速成学校如雨后春笋,连小学生都积极加入扫盲活动,回到家教老人识字(伊文思1950年代纪录片《早春》)。大学里多了‘调干生’,是革命队伍中需要培养的年轻人,那时没有什么虚头巴脑的‘管理’专业,与各行各业相关的技术专业都有调干生,还可以带工资上学。解放初我姑姑从小学参军到文艺宣传队,后来被部队送进工农速成中学,毕业后考进武大中文系。

解放后到文革前,教育资源明确用‘重点’与否划分等级,所谓重点学校对应更好的师资和教学条件,当然也对应更高的大学升学率,但学杂费全国统一,城镇户口学生:小学2元/学期,中学5元/学期;农村户口学生减半。虽然当时大家也以考上重点学校为荣,但追求程度远远不及今天这么畸形。我父母那时属于与众不同的努力把孩子送到很远的‘特殊’幼儿园的家长,对教育资源的差别非常敏感,旧制度的烙印比较深,作为新社会的‘新精英’,竞争意识不减当年。

1952年开始全国统一高考招生,所有大学免费,根据家庭人均收入发放助学金,而且师范和农林院校对每个学生都有较高的生活补贴。此时工农子弟大学生明显增加(参考李中清《江山代有人才出——中国教育精英的来源与转变(1865-2014)》),但招生、办学的指导思想与民国没有本质的区别,仍然看重分数、学历,把工农子弟培养成了对立面的走卒(1970年代的电影《决裂》对这一时期的教育进行了尖锐的批判)。

文革时期:教育平等、普及,结合生产实践

1966-76期间,取消了所有重点学校,高考也停了,学生们获得了空前的解放。文革爆发时我大哥小学3年级,在北京城里一所著名小学读书,离家单程公交要1小时,每天途径长安街。他特别爱回忆运动初期的各种见闻,经常与外地来京红卫兵混在一起,与他们同吃同住同活动,被激动的人流裹挟着接受了毛主席检阅。多日不回家父母也不担心,‘浩劫’时期也没人拐骗小孩(到底啥是‘浩劫’呢?)。各处看大字报、批斗会/辩论会,搜集群众组织印发的各种刊物、报纸,给‘逍遥’在家的父母传递最新信息。虽然不怎么上课了,但获得的丰富教育、参与的社会实践绝非传统课堂可比。如果没有文革,他按部就班从著名小学直升旁边的著名中学,但是文革打乱了父母对长子的教育规划,我妈至今耿耿于怀。大哥不得不回到郊外的家附近上学,被就近分配到解放后新建的‘普通’中学,顺口溜对该校的描述是‘XX中,黑咕隆咚,破桌子破椅子破电灯!’。物质条件虽然差点,不妨碍这个普通中学的化学课注重培养学生动手能力,他们自制汽水,我成为试喝人之一。他们也有充裕的课余时间到旧货店买便宜零件来攒半导体、音箱。

初中毕业后,北京大部分学生去农村‘插队落户’,只有1/4的人升高中或中专技校,独生子女、病残青年受照顾继续升学。1960年代去边远地区插队,1970年代就在北京郊区了。我哥初中毕业那年得了肝炎,本来可以借机上高中的,但他‘很傻’(我妈原话),要求去农村找小伙伴。他们挖河泥、掏大粪(马拉粪车进城到居民区)、搞绿化、看青(果园)、农田各种活都干过,每顿饭至少能吃1斤以上主食。农村体力劳动一年就把文弱书生变成了肌肉男。吃住不花钱,年终按工分分红,他第一年就拿到170多元,那是生存之外的纯零花钱啊,对于当时的年轻人来说真是一笔不少的收入(一般人每月吃饭才用10多元)! 有些知青拿到这样一笔钱之后就给自己放长假了,周游各地,民风淳朴到处受款待,那才真的是有闲有钱去‘寻找诗和远方’,所以那一代青年里出了不少诗人和艺术人才。

大部分插队知青的未来是三年之后招工回城,少数人当兵、上大学(工农兵推荐制)。在离开农村过程中,确实有不少托关系、走后门给孩子争取‘好出路’的。我哥第一次被分配到废品回收公司,他嫌丢人,我妈就托关系找管分配的‘劳动局’。那时当兵最受人羡慕,我们周围目力所及被招兵的基本都是军人子弟,即使在军队留不下,复员军人也优先被安排工作。其次是进大型国营工厂(全民所有制)比如首钢、各个军工厂,大学并非大家趋之若鹜的目标。我表姐是上海某国营企业的工人,她父亲在她姐弟3人幼年时病逝,表姐因此受到照顾,初中毕业没去农村而是分配到了工厂。1970年开始推荐工农兵上大学后,她1973年报了名,厂里没有多少人与她争上大学,师傅和工友没有异议(属于‘群众’推荐),领导没理由不批准,然后也参加了‘摸底’文化考试(参考张铁生《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》),顺利进入机械学院,学习期间工资照发。工农兵大学生的基本培养原则是哪来哪去,即毕业后她还应该回到原单位。所以,她选择的大学专业也与工厂的工作对口,毕业时大学老师希望她留校(并不违规),她信守承诺拒绝了老师,我妈也说表姐‘傻’。这一在毛时代很正常的行为,导致了表姐在1990年代中期从企业下岗的悲剧,这是后话。难道该赖她自己当年‘傻’吗?!

1970年代江青狠批高干子弟走后门上大学、当兵,并非空穴来风,得罪了不少老家伙及其子女。查查官2们的简历,包括那些控诉自己爹妈受‘迫害’的,并没耽误他们当兵、上大学(邓公主到北医)。不少爱诉自己‘当年苦’的作家也都当过兵,比如刘震云、莫言、阎连科,背景不一般呀。贾平凹在他的书中炫自己‘出身不好’受迫害,但他却被推荐到西北大学中文系学习,这样的迫害多少青年求之不得!

1973年,有个愣头青军2代叫钟志民,先走后门当兵、又走后门到南大,与工农子弟同学的巨大反差、及同学们对‘走后门’的痛恨让他羞愧难当,给学校写了退学申请,这个事件被‘四人帮’发现,以《一份退学申请报告》发到《人民日报》头版头条,姚文元为他写了编者按。钟志民后来真的退回江西农村当农民了,‘改开’后差点被当‘三种人’整肃,毕竟是2代,躲过一劫,在当地当了些年小官儿(与他那些大官儿同学相比很委屈),1990年代中期到深圳下海经商。平民子弟张铁生就没那么幸运了,邓上台后他因‘反革命’罪蹲了15年监狱,出狱后‘专业对口’经营农业公司。

1970-76一共招收了7年的工农兵学员,包括艺术院校,目的是探索符合劳动者利益的教育制度,高校招生和学制(2-3年)改革只是其中一部分。学习过程中的理论联系实际落实的最彻底,例如医学院学员主要下乡到缺医少药的农村边学习边实践,与老乡同吃同住同劳动,我妈那时经常带学员去农村‘三同’。传统的大学教材也不适用了,工农兵学员与教师一起进行‘教改’,甚至编写新的符合实际需求的教材。

文革的另一个新生事物是‘七二一工人大学’,源于1968年7月22日《人民日报》刊载的调查报告《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》,毛主席在编者按中加了一段话:“大学还是要办的,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,但学制要缩短,教育要革命,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,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。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,到学校学几年以后,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”(这段批语被称为“七·二一指示”)。这些厂矿企业学校的学生多为半工半读,学习内容密切联系生产需求,生产中出现的问题迅速得以解决,同时学生们在发现问题、解决问题中迅速成长。据《中国教育年鉴》记载,截至1976年,全国有七·二一大学33374所,学生148.5万人,是同期普通高校学生数的3倍多。

特色时代:‘回归’旧制,再造分化

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,10月6日追随毛主席推进文革的‘四人帮’以‘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’的罪名被逮捕了。而之后的一系列行动却都是彻底否定文革中的变革、并恢复旧制度的,1977年恢复高考是开启特色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。名曰‘尊重知识、尊重人才’,实际上是机械地只认学历、文凭,这些指标成为干部队伍‘知识化’的标志、个人奋斗向上爬的台阶。

1977年也是我们家的一个重要转折点,我爸因肺癌过世。在他病重期间,恰逢宣布高考的恢复,在医院陪床的大哥显得非常不安,我爸还安慰他:‘现在是新社会,不一定非上大学,当工人、农民也挺好呀。’ 呵呵,同是中共党员,我父母还真属于不同的‘路线’,但我妈代表了当时的主流,通过读书在社会中‘上升’是她从小就信奉的规则、她最能理解的制度,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都超出了她的理解力。

爸爸去世之后,单位积极解决家属困难,大哥从农村顺利调入爸爸学校的系办工厂,我被妈妈安排去那个大学的附小。要离开一起长大的小伙伴和我喜欢的老师,真不情愿呀!可妈妈却说新的小学教英语,更有‘前途’,我妈真不愧是择校先驱。从此,我幸福快乐的童年随着父亲的去世和高考的降临而结束了。

我们家住的家属大院隶属某大学,是个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地方,高考氛围甚浓。高考一出分,邻里之间就开始比分数,我大哥等一众初中毕业生肯定考不过高中生,刚开始他们有点考着玩儿的意思,互相调侃低分儿,反正考不上大学也有工作,又不是世界末日。院里能考上大学的孩子,清一色都是教师子弟。不仅有轻松考上的,甚至有考得很好直接被公派出国上大学的!

1977年高校统考北京学生分数最高,录取率10%(1.64万/15.9万;全国27.3万/570万),已然占据明显优势。1970年代,为了平衡各地教育资源、促进理论-实践的结合,北京的一些高校迁出城市(如农大、农机学院、矿院、地质学院、石油学院),‘改开’后又迁回北京,高校数量在全国绝对第一。即便如此,京津沪(直辖市)官员仍呼吁在本市扩招(呵呵,自己的孩子被挡在大学门外很捉急,说明当时基础教育‘起跑线’那里还没分化)。所以,自1979年开始京津沪就出现了地方出资兴建的走读制大学分校,如北大、人大、清华、航院、师大都有2个以上分校。北京城郊腾出了15所中、小学,有关业务局腾出了工厂、企业10处,来作分校校舍,市政府出资2800万(其中200万美元用于购置电教设备),共建36所分校,1979年北京各分校首次招生就达1.6万人(数据来自《中国教育报》2014年11月28日第7版)。

随着主流社会对‘个人、市场、竞争’宣传的愈演愈烈,人们逐步认清了形势,果然要变天,赶紧加入高考竞争。新华书店的任何中学教材和辅导书都脱销,北京各中学开办补习班,价格不菲,记得我二哥上的补习班是6元/月(那时的中学学杂费才5元/学期),还是众家长商量之后出的价,请一些老教师辅导。我清晰记得当时某困难群众表示砸锅卖铁也要补习的决心。我大哥白天在工厂上班,晚上去一所普通中学上补习班,比二哥的便宜一半。我们小学生,虽然离高考还远,但重点学校体系已经恢复,文革期间缩短到10年的学制也回复到12年。我所在的重点小学开始办各种课外班,但还没有收费,主要为各种‘新兴’的竞赛服务。与文革时期淡化考试分数不同,大家开始特别关注分数,准备考重点中学。小升初是各区统考,考初中不能跨区,高中可以。

大哥当了3年工人、也参加了3年高考,据我观察并没有头悬梁锥刺股的劲头儿,厂里谈了个女友,与工友们的业余生活丰富,偶尔被派外地采购,顺便出游,一月不归。不过上大学这事确实还是很风光的,常见新科大学生戴着崭新的校徽招摇,被异性仰慕。大哥毕竟只是初中毕业,考了2年理科均告失败,第三年及时改文科,立马转运考入某著名大学。女友安心工厂工作,没考大学,他们就‘顺理成章’地吹了。

二哥从小酷爱运动,以操场为家,幸亏生在那个时代,课时、作业都很少,父母任凭孩子天性的释放。他对高考毫无兴趣,只想上体育院校,这个意向被我妈不屑,怎么能靠体育(青春)吃饭?只有一次机会,考不上体校马上备考普通高校。爸爸刚去世,我们几个都很听话。后来二哥仅以高于大学分数线几分的成绩,考上某IT类分校。他的好朋友,家里‘书香门第’,认为考大学是他的唯一出路,他顽强地坚持了6年终于在我二哥都大学毕业以后考上大学。1990年代工作没几年就遇到很多单位的改制或关停并转,失业了。

我是兄妹中最按部就班上学的,并且一路重点学校,没上过任何补习班,也无需任何辅助材料,重点学校学生基本如此。到了高考填志愿,似乎有很多选择,我又是最迷茫的。我业余爱看小说、历史、关心时政,但那不是‘一技之长’(认同我妈观点),不能谋生无以在社会上立足,更谈不上实现更远大的事业了。最后步我妈的后尘,报考医学,自我安慰:人家鲁迅、孙中山、格瓦拉不都学过医嘛,以后还可以弃医从。。。

1986年高考之后与同学骑车四处游荡,动辄百公里释放青春能量。有次在某县城招待所,遇到两个河南来打工的女孩,比我们大1-2岁,我们聊得很欢。第一次听同龄人描述北京以外的求学、高考经历。总之,她们太羡慕北京中学生轻松愉快的生活了,尤其我们这些重点学校的学生,99%能上大学。而在她们老家,像她俩一样历尽艰辛也不上了大学、背井离乡外出打工的,是绝大多数。是他们的‘能力’不如北京学生吗?

1990年代初以前大学毕业工作包分配,享受干部待遇,有的学校甚至大一新生就填表在中组部备案了。1980年代中期以前,通过高考‘改变命运’的工农子弟比较常见,但为啥后来不容易了呢?是那时的青年更聪明、更勤奋吗?其实,是那时的教育资源更平等、基础教育更普及。1970年代,建立在农村集体(人民公社)基础之上,村村有小学、社社有高中,到1977年全国在校高中生达到近2000万人,此后几年由于包产到户很多农村学生辍学种地、及撤销公社高中,在校人数大幅度下降,直到2000年左右才恢复到1977年的水平。另外,恢复高考后的头几届大学生,无论出身背景,多在各行各业受到重用,占据了优势位置,后来都成为各单位的领导或骨干。每每遇到有人绘声绘色讲述自己鲤鱼跳龙门的励志故事、把高考抬高到过于神圣的地位,我都不禁要问:在恢复高考后的40多年里,老家的学校咋样了?学生都去哪了?变化趋势如何?

‘接轨国际’就是出路吗?

1980年代的大学校园,‘出国’是最热的词儿。出国迷们把全部精力用于备考TOEFL(俗称‘托福’,申请美国学校必需的英语考试)、GRE(申请美国研究生院必需的考试),有的甚至从大一就开始准备。俞敏洪的第一桶金就来自托福、GRE辅导班。去美国读基础科学的博士不仅不用学费,还有足够的生活费,中国学生趋之若鹜,这是美国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吗?too naïve太天真啦! 事实是,有条件(钱)、或学霸型美国学生大多选择医学院、法学院、商学院等以后容易谋生的去向,再不济上个工科硕士也比较容易找工作。美国的理科基础科研依赖研究生来搬砖,而美国学生如果不是特别热爱科学‘有情怀’是不会选择这类‘难而穷’的未来的。中国的教育恰恰在‘改开’后为美国提供了大批温顺的科研民工。我也为了逃离医学院的压抑和1980年代末的‘风波’而加入了留学大潮。当美国学生听说我是从医学院转读研究生的,觉得我脑子进水了!

到了美国之后才知道,敢情‘诗和远方’都是社会主义大锅饭惯出来的毛病,‘缺乏竞争和淘汰’,所以哪有美国人民‘脚踏实地’(换个词儿叫‘现实’)。衣食住行、未来前途似乎都有大把的选择,都着实令人纠结焦虑,但没有钱根本就没有选择的自由,就这么现实。难怪到美国不久就被人拉到传教聚会,牧师非常有的放矢地讲解大家为什么焦虑(anxiety),及时给予心灵慰藉。估计见我满脸透着愁苦,有个教徒非常关切地问我:‘你得救了吗?’ 作为生物圈的研究生,我其实生活有保障,但一直都在为未来工作、生存担忧,美国同学也一样,因为1990年代后期美国博士已明显过剩。

1990年代初美国的关键词是‘美国梦’、‘可持续发展’,一般都是越倡导啥越缺啥。物以类聚,我结交的美国朋友多不信主流的鬼话:‘什么TM美国梦,怎么能拿杰克逊和乔丹说事儿?’ 中国留学生反而更主流,感觉自己从中国出来能在美国过上中产生活,简直就是在诠释美国梦嘛。但这些‘成功人士’在接受基础教育、甚至高等教育阶段,他们还在享受社会主义的平等遗产,连医学院都是免费的,而美国的医学生绝大部分是贷款上学的,4年下来至少20万美元(私立医学院学费每年4-6万,这还没算生活费)。美国的贫民子弟如果能上医学院当然也能贷款,因为银行肯定要投资‘潜力股’嘛。问题是美国贫民窟的孩子多数连中学毕业都困难,在充斥着失业、毒品、枪击的社区,那里的学校很难招到拿生命冒险的老师,这样的环境中再‘努力’的学生能走多远?甚至,能活多大岁数? 我第一次听说‘学区房’是在美国,房地产价格与教育资源互相促进。初到美国租房,就深深体会到住宅区划鲜明地反映着阶层/阶级的差别。

国内媒体在批判高考‘独木桥’时总是拿美国当参照,似乎那是我们学习的榜样。美国大多数公立中小学确乎不会给学生较重的学习负担,而且肯定是免费的,有的还提供免费早餐、午餐。最受国内中产青睐的藤校、名校却不是这些普通中学学生可以企及的。美国上流社会子弟(无论政界、商界)可以靠家族捐款或家族众多校友‘推荐’轻松进入名校,而中产子弟必须拼命竞争才能赢得名校一席,毕竟上名校与未来就业和收入水平有很大关系。如何竞争呢?首先,也是要挤进:重!点!高!中!美国的名校生源被百所左右著名高中占据近3成,有公立也有私立。公立的需要考试筛选入学,比如纽约就有(所谓magnet schools)史代文森、布朗克斯科高等,纽约买不起学区房的家庭,为了改变孩子的‘命运’,考公立重点高中是个捷径。而富二代们肯定不去这种学校受学霸刺激,他们都上家族青睐的私立学校。我密友1980年代在史代文森上学,他家是台湾移民,同学多来自中产以下家庭。

芝加哥的芝大实验学校是个著名私立,从幼儿园到高中一应俱全,价格也令人侧目:幼儿园每天只上半天的学费就要2万多刀一年!中学是3万多一年,芝大工作人员的孩子学费可以减半。芝大周边的黑人兄弟们肯定是上不起的,住在海德园(Hyde Park,芝大所在社区)的奥巴马家孩子应该没问题。总之,著名高中也扎堆在大城市。

美国高校招生考量几方面因素:平时成绩、教师推荐、SAT(美国高考,可以考多次)、校友面试(名校才有),及针对权贵子弟的单独一套标准(反正私立学校可以任性选人,比如小布什那号的随便就可以上耶鲁)。史代文森的学生30%能上‘名校’(大约Williams College以上的学校),这些家庭有1个上私立大学就捉襟见肘了。密友被波屯的那个藤校录取,申请了无息贷款和在校内的勤工俭学。州立大学便宜些,尤其对本州居民,但现在加州大学各分校每年学费+生活费也要5万多刀了(本州学生),对外州考生就与私立学校花销差不多了。而密歇根大学对本州学生格外优惠,学费只要1.5万,外州学生就得4.7万了。纽约有个私立免费小工科学校,Cooper Union,很难考,密友同学中有能考上藤校但由于经济原因放弃的,就上了这个学校。

出身上流社会的同学与他们这些平民子弟虽然同在一个校园,但完全不在同一圈子,学生宿舍也因条件不同分阶层的,在藤校尤其明显。密友在同级同学中碰到另外2个台湾移民的孩子,巧的是他们3个的母亲居然是台大护理系同班同学,除了密友妈,都嫁给了医生;除了我密友,那2个后来都学医。怎么跟我妈当年的‘初心’一模一样呐!除非特有钱的2代,比如巴菲特的儿子是作曲家,中产家庭都不敢让孩子搞艺术。

1990年代以来,美国高中竞争也是愈演愈烈,学生要表现得不仅才艺全面还要积极参与社会‘公益’活动,亚裔子弟更是要表现突出才有可能晋身‘名校’/跻身中产,各种业余爱好、公益活动有时候不过是为了丰富自己的简历,变了味儿。常听亲朋圈里的一些父母抱怨孩子睡眠不足,抑郁症发病率不低,自杀是抑郁症严重的结局。密友有个天才同学,考上加州理工,大一后就出现精神问题出走了,最后在拉斯维加斯被发现死于 ‘室友擦枪走火’。国内在抑郁症、自杀率方面也逐步‘接轨’,北京各大学校包括清北,每年不得有几个跳楼的。

最后,安利几部美国电影:‘Admission’温柔讽刺了大学申请过程中的各种功利,被中国留学中介视为‘美国大学申请指南’; 另外2部电影更进步,The School of Rock(小学生为主体)和Accepted(一群loser自办大学)探讨了学习的目的和教育的本质。虽然不是影响力很大的电影,至少说明娱乐界也有人在反思教育问题。

前瞻

高考比科举制度进步了多少呢?内容和形式肯定有进步,但实际功能和目的却没有本质改变。中、美的人才培养和筛选方式也越来越趋同。在任何社会中,人都是最最重要的资源,培养什么样的人、如何培养人与其社会经济制度相适应,是维护相应制度的。现行教育制度对青少年的摧残基本是人们的共识,但不是花样翻新地修补高考能够彻底改变的。回顾历史、比较中外,新中国的教育革命虽然短暂,我们有幸窥见劳动者的解放和全面发展的路径。

坪山维权工友和声援群众30余人已被关入龙岗看守所,警方声称将以寻衅滋事罪起诉!

在危急关头,需要我们的工人、同志和他们在一起!共同打退资产阶级的嚣张气焰!

我们年轻的工人代表梦雨已经去到坪山区声援佳士工友,
愿意前往坪山的热心人士请与梦雨联系18816788751/13378452250
微信号(MY个人微信号二维码)

 

 

同志们!请赶往深圳坪山燕子岭派出所,和佳士先进工人一道,下定决心,不怕牺牲,排除万难,去争取胜利!!!

佳士工友声援团代表吴敬堂、古正华、范景刚、张耀祖、时迈携声援团1200余位同志(截至2018年7月29日),号召广大热心人士支持佳士工人阶级的正义斗争!!!
请速速赶赴深圳坪山燕子岭!与先进工人一起为正义事业奋斗!!

佳士工友抗争文章合集:http://sdxf03.pw/archives/13009

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,赞赏时代先锋

《时代先锋》杂志采取订阅制,2018年从4月创刊号开始计算,共九期。凡交纳200元成本费的同志,即可获得2018年9期的《时代先锋》杂志。同时,杂志编辑和网站日常运营需要一定的维护费用,我们提倡读者量力捐助,捐款超过200元,即可获赠全年《时代先锋》杂志。同时,若有经济困难但希望阅读《时代先锋》杂志的同志,可与我们联系交流,我们酌情考虑优惠或赠阅。

订阅和捐助方式:
1.联系邮箱:[email protected]
2.主编电话:15548348779 

如何访问时代先锋网:

①访问镜像站点:https://s3.amazonaws.com/sdxfw2018/sdxf.html

②前往导航网站查看,比如362导航网(www.362dh.top)

③下载时代先锋网app:点击此处下载或者长按图片扫码下载

qrcode

关于作者

pioneer

pioneer

时代先锋网

说点什么吧